新常态下需要新的发展理念 上证报记者：您怎样看待双目标、双结合、双引擎？ 连平：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三个双，即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
总而言之，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来看，以速度换质量，将是未来一年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铁公基依然难免，积极财政政策还体现为铁路和水利工程投资的增长：2015年，水利和铁路投资总额预算为1.6万亿，其中铁路基建保持在8000亿以上。
当然，税收政策也可圈可点：全面完成营改增，调整完善消费税，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不仅利国，尤其利民。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基本丧失殆尽的人口结构下，这两项无疑是中国重塑贸易优势的基本国策去年GDP增速目标7.5%，CPI增速目标3.5%、M2增速目标13%，财政赤字规模1.35万亿。新的投资是智慧的投资和有效的投资，以及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拓展，它体现在新型城镇化里头的新一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我们认为战略上要关注京津冀一体化、长江区域经济带、附件自贸区等。
我们认为近期的一些事件以体现出政策对这类行业的关注以及市场对这类行业的普遍看好。例如，当前环保产业关注热点仍然停留在环境污染的治理层面，但是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对前端供给层面的改造，包括发展新能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安全、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等。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记者：不过渐进式改革成功的例子也不多，历史上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
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1条就够了，算上战备，2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
在改革开放后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吴敬琏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这位老人的忧思正在加深，但他并不悲观，原因是，在重庆模式遇挫后，中国社会已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记者：那你觉得政改为什么一直不能推动？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到底包括哪几种人？吴敬琏：那是另外一件事，你得一步步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只能这样说，你说我预测明天的改革就一定能胜利，那我也没办法做这个预测。
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十年后，他更像一个犀利的批评家，从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到提醒人们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再到断言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转变。而共识，是一个国家顺利改革的必要条件。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在此次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中，吴敬琏谈到了大政府越位干预市场的种种乱象，并由此论及改革顶层设计的紧迫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
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但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
吴敬琏：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记者：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说了很多年了，为什么成效不佳？吴敬琏：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
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
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吴敬琏：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
记者：你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据你观察，这种倾向近年来有何新表现？吴敬琏：政府这几年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记者：这是不是跟官员的政绩考核有关系？政府标榜自己支持创新。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
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如今新的十年正在开启，83岁的他出了一本书，书名直接就是《重启改革议程》。
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1991-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
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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